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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号阿德莱特 当然,中共中央至少还在中午以前就已经收到张学良和刘鼎的通报了。他们并且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当天中午12点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此而出现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为此还给它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须诚恳公开的建议于陈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出而与另一个大政党站在救国图存共同反日反汉奸的立场,谈判与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特别是要“极力注意并准备抵抗中国汉奸勾结日本侵略沪、宁、青、济及华北、西北”。 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天白天并非不了解在西安已经发生什么。 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也获相同“待遇”。在免职与起复背后,透露了怎样的问题?(8月12日 《新京报》) 对问题官员的处分,既是对问题官员所犯问题的责任必然担当,也能够对其他官员产生一种强烈的警示作用,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在对问题官员的处理上,52起官员被免职半数起复的事实,让免职变了味,使得问题官员利益不受撼动,思想难受触动的局面得到固化,已经成为问题官员治理的一大弊症。52起被免职的新闻中,有半数官员起复,显然有些沉重,必须要直面和认真思考。 正如专家所言,免职向来不是对问题官员的处分种类之一,只是问责种类之一。由于缺少规范的程序和公开透明的机制,免职成为部分被免职官员平息舆论的“避风港”。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因让女儿“吃空饷”5年而被免,但时隔2月后即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河南泌阳县原副县长王新科因矿难被免,但事后,王依然以副县长身份主持工作,出席各项活动,直至再次被曝光后“不知所踪”;“”胶济铁路重大交通事故后接替陈功任济南铁路局局长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时隔不到半年,也因安全事故被免,但事后,耿志修又平安官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位置。所有这些案例,被问责官员被追责前后的职位鲜受冲击,暴露出问责免职的随意性,如此随意怎能起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还有,河南周口市官员薄玉龙因行贿、介绍受贿等问题被免职,但却能够在日后起任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这一重要职位。虽经媒体报道,薄再次被免,但相关单位的“性质不适合反渎职侵权岗位”的后知后觉,怎么没有在其起任前得到重视。在这次起任当中,是否存在违规起任,又由谁对这种起复负责,尤其应该认真查一查,深刻汲取教训,并做到举一反三。 即便是被免职,“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的河南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9个月后即官复原职,与问责条例也存在着冲突,更遑论受到。 类似被问责的官员,半数起复的现实,使得被免职成为问题官员的“橡皮擦”。表面上看是给予了处分,但背后却是“曲线救国”,故意钻法规的空子,打擦边球。换个职位,但待遇不变,为问题官员日后起复埋下伏笔。 在对问题官员的处理上,“出于珍惜人才方面的考虑,对免职官员固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现实中,不排除违规起复。”诸多案例已经已事实证明,缺少透明和规范的处分,缺少钢性的问责,免职难免成为问题官员“曲线复出”的“终南捷径”,要想堵塞漏洞,尤其需要完善制度,强化问责。首先要严肃问责规范处分。云南省昆明市原市委书记张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被降级,无疑是开起了对问题官员治理处分的新局面,使得问责更实在,更具威慑力。今后应该在问题官员处分上广泛实行降级。其次,要严格公开获处分干部起复的程序,避免“带病起复”的出现。最后,要严格责任。对违规做出起复决定的人员,进行严格问责查处。 稿源:荆楚网 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